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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晓燕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，犯罪集团及团伙大肆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，除针对我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外，有的还对境外其他地区居民实施电诈活动；有的团伙混合实施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；部分园区在管理控制成员的过程中肆意实施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、组织卖淫、强奸等犯罪行为；有境内人员受到境外犯罪组织招募或诱惑，偷越国（边）境参加犯罪活动，社会危害极其严重。

葛晓燕表示，境外犯罪组织与我技术对抗不断升级，想方设法逃避法律制裁。如对涉诈人员实施反调查话术培训，毁灭作案工具等，取证难度进一步加大；部分犯罪集团坐大成势后勾结当地不法势力，受到庇护后对抗能力进一步增强。与此同时，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日益成熟，各类逃避侦查手段不断升级，司法办案难度明显加大，境外犯罪集团及其参加人员的犯罪事实查证困难。

葛晓燕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，《意见》强调，当前要突出四个惩治重点：依法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及其组织者、策划者、指挥者和骨干成员；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庇护的组织；重点打击犯罪集团实施的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绑架、强奸、强迫卖淫、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；重点打击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集团招募成员而实施组织、运送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的犯罪行为。

葛晓燕介绍，《意见》第15条强调，要高度重视追赃挽损工作，全面调查、审查跨境犯罪集团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，依法及时查询、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涉案账户资金、房产、车辆、贵金属等涉案财物，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。针对当前跨境电诈案件幕后“金主”、其他组织者、领导者逃匿境外问题，《意见》第16条还对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作出提示性规定，引导办案机关积极适用，依法追缴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。

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郑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，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：一是有组织化日趋明显。诈骗集团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，呈现出多行业支撑、产业化分布、集团化运作、精细化分工、跨境式布局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征；二是境外诈骗窝点呈现园区化特征。目前，境外散落分布的诈骗团伙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超大规模的赌诈园区、“工业园区”；三是犯罪工具不断升级。诈骗集团利用区块链、虚拟货币、AI智能、远程操控、共享屏幕等新技术新业态，不断更新升级犯罪工具；四是诈骗手法加速翻新。诈骗集团紧跟国内社会时政民生热点，随时变化诈骗手法和“话术”，还针对不同群体，根据非法获取的精准个人信息，量身定制诈骗剧本，实施精准诈骗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胡春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，《意见》第5条第二款规定了犯罪集团数额的特殊认定方式。由于有的犯罪集团、犯罪团伙之间存在管理、控制关系，存在抽成分红或收取费用的情况。有的案件，在难以查证具体诈骗事实、数额时，能够通过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者其他证据，查明抽成、收费的方式、数额，可以据此折算诈骗金额；有的虽不具备折算的条件，但是能够查明抽成、收费的数额，可以将抽成、收费的数额认定为诈骗金额。

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翟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，司法办案中，要“出重拳，下重手”，对于诈骗犯罪集团的组织者、领导者、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，以及幕后“金主”；对于组织人员偷越国（边）境的“蛇头”，为诈骗集团提供转账协助的“卡头”和行业“内鬼”；对于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危害对象和利用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人员和累犯、惯犯，坚决依法严厉打击，从定罪量刑、政策把握、财产处置等各方面全面落实从严要求。对于跨境实施的拐卖人口、故意伤害、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决不手软，依法判处重刑。